司马迁（前145年—前86年？），字子长，世称“史迁”、“太史公”、“历史之父”，龙门（今陕西韩城）人，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。司马迁所撰写的《史记》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，创作《史记》的过程中，秉承了他对史实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坚持，他的史学方法严谨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不涉及个人观点，被誉为“史家之镜”。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，被后世尊称为史圣，又因曾任太史令，故自称太史公。

人物生平

早期经历
司马迁，生于汉景帝、汉武帝年间，其父司马谈是太史令，所以司马迁在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书。司马迁在早年间受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等大儒，并畅游各地，采集传闻。十九岁时，他从长安出发，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区，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，采集传说。早期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略邛、莋、昆明，还报命。”二十五岁时，以使者监军[2]的身份，出使西南夷，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。足迹遍及“邛、莋、昆明”等地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司马谈去世，三年之后，司马迁承袭父职，任太史令，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（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：“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；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”），准备撰写一部通史。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，司马迁与唐都、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“太初历”，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，而改以正月为岁首。从而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。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，开始了《史记》的写作，开创纪传体史学，称太史公。

自序
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“昔在颛顼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、虞之际，绍重、黎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、商，故重、黎氏世序天地。
而九世祖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。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说：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”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说：“（他）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沅、湘。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夫子遗风，乡射邹峄；厄困蕃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”

获罪
早在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，汉武帝翻阅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和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后，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，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，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。

汉武帝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名将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，兵败被俘，汉武帝震怒。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，全家当诛。而在这时，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“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”，而且李陵是希望“欲得其当而报汉”。李陵虽然兵败，但是他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“其所摧败，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”。

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，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，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（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），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，造成军事失利，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，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，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，以“诬罔”（欺骗皇帝）的罪名判处死刑。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，第一种是“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”。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“死罪欲腐者，许之”，处以腐刑（阉割）。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，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。对此他曾表示过“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”。

关于司马迁下狱，另有一说是司马迁举荐李陵所导致的

去世
对于司马迁的死，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，使得卒年无法确定，死因也众说纷纭。

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，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之后，便隐居山野，所终，故无从䅲考。1916年，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生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，以为卒年“绝不可考……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，当无大误”。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，司马迁是否仍在世，不可考。

东汉卫宏《汉书·旧仪注》：“司马迁作《景帝本纪》极言其短，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，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故下迁蚕室，有怨言，下狱死。”指司马迁最终仍因口出怨言被下狱而死。 但有一说，司马迁是在汉昭帝 始元元年 (前86年)去世，但仍没有证据可证明。

历史评价
朱子《语类》〈历代一〉言道：“司马迁才高，识亦高，但粗率。”
曾国藩〈圣哲画像记〉说：“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，吾观子长所为《史记》，寓言亦居十之六七。班氏闳识孤怀，不逮子长远甚”。
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里称赞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郑樵称：“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作”[9]。
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：“司马迁参酌古今，发凡起例，创为全史，本纪以序帝王， 世家以记侯国，十表以系时事，八书以详制度，列传以志人物，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，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黄淳耀（明）评论：“太史公以孤愤之故，叙广不啻出口，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，然随文读之，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。”
黄震（宋）在《史记评林》中则认为：“凡看卫霍传，须合李广看。卫霍深入二千里，声振华夷，今看其传，不值一钱。李广每战辄北，困踬终身，今看其传，英风如在。史氏抑扬予夺之妙，岂常手可望哉？”

主要作品

《史记》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“正史”所传承。同时，《史记》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。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其史学观念在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，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，从而了解“古今之变”的关键，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，最终完成“一家之言”。而他的撰述动机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：

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，完成撰述《史记》的宏愿。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，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，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—太史令，重现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，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谈乃据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《春秋》以后的史事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，武帝进行封禅大典，司马谈身为太史令，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，引为终生之憾，忧愤而死。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：“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……”司马迁则回答道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。”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记》以“封禅书”为其八书之一，即见其秉先父之意。
司马迁想继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，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，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《易传》、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，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让焉？”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，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，到鲁哀公获麟之年，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。司马迁是绍继《春秋》，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“获麟”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，撰写史记。然而，司马迁继承《春秋》，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，反而是重视《春秋》的性质，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义，拨乱世，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可见司马迁对“春秋之义”和“春秋笔法”心仪已久，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贬精神，撰述《史记》。
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。据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载，“太史令”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，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，掌管星象天文，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，并无著述的责任。然而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“拾遗补蓺”。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，可惜却“发愤而卒”，临终前叮嘱司马迁：“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……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，认为他们既为太史令，则有完成前代历史记述的任务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：“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不述，隳先人之言，罪莫大焉。”因此，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“述往事以思来者”的责任感，决意撰述《史记》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记》的目的，他说“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，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。
民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文风等各个方面，认为 《史记》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，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，《序》和《论赞》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，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，无法加以考证。

其他作品

《报任少卿书》（《报任安书》）
《悲士不遇赋》

家族

直系祖先

《历代圣贤半身像》
周宣王时期，司马迁的先祖迁至秦国[11]。
九世祖，武将司马错，战国时期秦国人。秦惠文王时期，司马错曾与张仪辩论，辩论内容被收入《战国策·秦策》，后收入《古文观止》，名为《司马错论伐蜀》。辩论胜利后，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，得胜而守之。
七世祖，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，参与长平之战，坑杀赵卒四十万人，司马错、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。
五世祖，司马昌
四世祖，司马无泽
祖父，司马喜
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。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，著有《论六家要旨》一文，系统总结了从春秋至汉初间阴阳、儒、墨、法、名、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，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。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。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。

后代
司马迁的儿子在史籍中没有记载，王莽当政时曾考求其后人，封为“史通子”。司马迁有一女，嫁安平敬侯杨敞，生杨忠和杨恽。在汉宣帝的时候，杨恽被封为平通侯，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，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，于是上书汉宣帝，把《史记》献了出来，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。

传说

随清娱为司马迁的侍妾。年十七归司马迁，随其游历名山。数百年后，唐代褚遂良任同州刺史，得清娱托梦，醒后便为她立碑撰写墓志[注 5]。

明代史学家柯维骐以司马迁为榜样专心著《宋史新编》，竟毅然自宫。

后世纪念
日本历史小说家福田定一（1923－1996）笔名为“司马辽太郎”，乃取“远不及司马迁”之意。
英国知名汉学家Jonathan Dermot Spence的中文汉名“史景迁”，乃取“景仰太史公司马迁”之意。

影视

注释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五年而当太初元年。”【集解】李奇曰：“迁为太史后五年，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，此时述史记。”【正义】案：“迁年四十二岁。”
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肃传》：“帝又问：‘司马迁以受刑之故，内怀隐切，著史记非贬孝武，令人切齿。’对曰：‘司马迁记事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史记，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，于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，遂下迁蚕室。此为隐切在孝武，而不在于史迁也。’”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裴骃集解：“卫宏汉书旧仪注曰：‘司马迁作景帝本纪，极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故下迁蚕室。有怨言，下狱死。’”
《论衡·祸虚篇》第二十一：“身任李陵，坐下蚕室，如太史公之言，所任非其人，故残身之戮，天命而至也。”
《同州府志·列女传》：“随清娱，汉太史令司马迁侍妾也。其名不见于汉人记载。至唐永徽二年同州刺史褚遂良，始为志墓之文。盖其鬼夜见褚公自陈生平，乞一言以传于世也。”

参考文献

王国维. 太史公行年考. 观堂集林·卷十一.
祁庆富. 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.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. 1981, (3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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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 第二十四》 为陵游说，下迁腐刑
《前汉纪 孝武皇帝纪五卷 第十四》上以迁诬罔，欲沮贰师，为陵游说，下迁腐刑
《前汉纪 孝景皇帝纪》四年春三月。秋。赦天下徙作阳陵者死罪。欲腐刑者许之。
《通志·总序》. 维基文库. [2019-12-08]. （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-02-11）.
吕思勉集. 花城出版社. 2011年8月: 251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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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活動】史景遷來台演講. 痞客邦. 2005-11-09 [2018-12-18]. （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-04-04） （中文（台湾））.